朱彬 律师｜专利代理师！

开个小店、在网上商城卖点小东西，本是小本经营、谋生而已，可不少小商家却遭遇了这样的窘境——明明只卖出了几件商品，转头就收到了知识产权侵权起诉状，原告一开口就是几万甚至十几万的索赔，哪怕想协商和解，对方的要价也动辄万元起步。

作为常年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律师，我见过太多小商家面对索赔时的茫然、委屈与无助，也深知他们的不解：“我就卖了几件，根本没赚多少钱，怎么就要赔这么多？”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背后的真相，也说说小商家该如何规避这类风险。小商户成了被“围猎”的对象……这个问题，每天都在商标维权一线真实发生，也是我们知识产权律师天天要面对的现实。

[朱彬]律师（济南执业律师），专注于[民商事争议解决]，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与案件代理服务。如您有明确法律纠纷需委托代理，或案情复杂需深入法律分析，可添加本人微信或致电：[15966661059] (添加时请注明：案件类型+城市)。

马上就是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的主题是“知识产权和体育：各就位、预备、创新！”，国内宣传周的主题则是“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每到这个时候，最高法都会集中发布一批典型案例和政策文件。就在这两天，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发布了《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5）》，还有一个关于知识产权案件惩罚性赔偿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作为一名在知识产权领域执业多年的律师，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还在为茅台、习酒等知名企业提供商标维权服务。今天不整那些绕来绕去的理论，纯粹想到哪就说到哪，聊聊商标维权里最真实、最扎心的几个问题。

一、案件下放到基层法院，起步阶段不容易

早些年，商标类知识产权案件必须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后来案子越来越多，最高法不得不把权限往下放——指定部分基层法院跨区域管辖，不过标的额超标的还是得回到中院。

权限下放之后，一个现实问题就摆在了面前。有些基层法院没有专门审理知识产权的法官，只能从其他业务庭抽人临时顶上。各地法院重视程度不一，有的法官爱钻研、上手快，有的则完全是“半路出家”。

我早年办案最头疼的，不是和对方律师辩论，而是要花大量时间与法官交流：什么是商标侵权、合法来源抗辩怎么用，还要避免法官用传统民事案件的经验主义判案。不过这几年下来，随着案件数量增加，基层法官经手的案子多了，经验也在慢慢积累，办案能力和效率明显提升了。

根据最高法2025年9月发布的《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25年10月1日起，全国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再扩容，新增34家。这次调整核心有三个目的：1、让当事人就近起诉、降低维权成本；2、分流同市区其他基层法院的受案数量，缓解审理压力；3、推动基层法院组建专职知产庭，提升专业审判水平

二、案件暴增，法院根本审不过来

现在商标维权案件多到什么程度呢？权利人法律意识增强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些知识产权律师开始主动“开发”维权业务——主动联系权利人，帮着维权，然后从赔偿款里分成。

这种批量维权、商业维权的模式，直接导致各地法院的案子堆积如山。据最高法2026年4月20日发布的数据，2025年人民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55.26万件，审结53.96万件。法官就那么多，一个法官一年能审多少案子是有上限的。结果就是，很多正常维权的案件被一拖再拖，有的法院一拖就是一年以上，还有的案子立案之后直接被塞进调解程序，调解来调解去，连案件材料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

三、小商户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商标维权案件中，权利人有时候会直接起诉销售者，特别是那些小商贩、小门店。这些小商家法律意识普遍不强，进货渠道也不正规，看到侵权产品的利润明显高于正品，利益的诱惑让他们忽略了背后的法律风险。有的店主收到法院传票都搞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更别提规范经营了。

对于这些小商户来说，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合法来源抗辩——只要能证明商品有合法来源、确实不知道自己卖的是侵权产品，那就不用赔钱，最多承担一下维权合理开支。但问题是，大多数小商户压根没有保存进货凭证的习惯，更不用说建立规范的进货台账了，等到被告了才发现证据链根本凑不齐。

更值得警惕的是，现在有不少权利人专门盯着这些小商户“围猎”。他们批量起诉，一个案件索赔金额不大，但架不住数量多，积少成多收益相当可观。好在最高法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明确表态要坚决打击“批量维权诉讼牟利”等不诚信行为。

四、恶意维权乱象频出，权利人自己也不“干净”

还有一种乱象值得一说。有些权利人把权利拆得七零八落——同一个商标，针对类似的商品拆分成多个案件起诉；或者同一个商品上明明有好几个权利，非要分拆开来一个个起诉。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在人为制造案件，以诉讼为手段牟利。

更恶劣的是恶意抢注、恶意诉讼。有些人先把别人已经在使用的商标抢注到手，然后反过来告真正使用这个商标的人侵权。

最高法已经出手整治这类行为，明确要遏制权利滥用。在诉讼诚信建设方面，近年来最高法高度重视所谓“批量维权诉讼牟利”等不诚信行为对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坚决果断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恶意诉讼、遏制权利滥用，努力为企业创新发展营造有利法治环境。

五、97%以上的案子靠“法定赔偿”，举证难是最大痛点

最后聊一下赔偿问题。商标法规定了赔偿数额的计算顺序：1.权利人实际损失→2.侵权人获利→3.商标许可使用费倍数→4.法定赔偿（法官裁量）。既先看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算不出来就看侵权人的获利，还不行就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用法定赔偿——也就是法官说了算。

听起来层层递进，但在实践中，前三种方法基本上用不上。权利人很难举证自己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侵权人的获利数据又掌握在对方手里，根本拿不到。所以最后只能交给法官自由裁量，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考虑权利、行为、过错、后果、因果关系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根据学界对司法判例的实证研究，在侵害商标权案件中，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占比超过97%。另有统计认为实践中法定赔偿适用率高达98%，还有学者统计显示99.6%的商标权案件采用法定赔偿确定赔偿数额。法定赔偿的上限现在是500万元，但大多数案件的判赔金额远低于这个数字。

六、小商家作为被告时的无奈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少作为被告的小商家难以理解的：明明只是在实体店或网上商城售出少量商品，却被原告起诉索赔数万元，即便协商和解，对方的要价也动辄万元起步。作为知识产权律师，我对此也深感无奈。在代理被告方时，我十分理解小商家的处境，但赔偿数额最终仍需由法官综合裁量，这往往涉及各地法院的司法政策与审判经验。尽管部分权利人明显带有商业维权性质，在个案中也难以直接依据侵权人的实际获利作出较低金额的判决。

其实，知识产权维权的初衷是保护创新，但当商业性维权与小商家的生存困境相遇，就难免出现这样的无奈。法官的裁量需要平衡各方权益，而小商家能做的，就是提前规避风险、了解相关法律常识，避免“踩坑”。

写在最后

从管辖下放到案件积压，从小商户被“围猎”到恶意维权泛滥，再到法定赔偿的普遍适用——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解决。

但至少，最高法已经开始出手了。打击批量诉讼牟利、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推动反赔制度立法，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对于权利人来说，维权的路确实不好走，但有法可依总比无路可走强。对于小商户来说，平时养成保存进货凭证的习惯，关键时刻就是最好的护身符。

毕竟，知识产权保护的初心，不是让谁发财，而是鼓励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