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彬律师｜专利代理师！

济南朱彬律师的自我说明

Sun, 13 Sep 2026 16:00:00 +0800

嗨~ 我是济南朱彬律师（zhubin.cn），自2010年执业至今，主攻知识产权案件，也扎根传统民商事纠纷，办理案件数量1000+件，从知识产权维权到离婚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纠纷等，都在用同一套工作准则办案：把每个案子当作第一个案子来研究！

这些年拖着案卷走过大半个中国，所以过去在公众号随手记录过：异地出差市井烟火、泉城广场的音乐喷泉、晨练时公园景观、省博的雪景、经十路堵车时瞥见的晚霞，上面这些是一个法律人的普通故事，但是以后我想利用这个平台和这座城的街坊们聊聊——普通人的法律故事。

无论是公司突然辞退的套路、亲戚朋友借钱不还的糟心事、还是合伙生意里的暗账、离婚协议里的埋伏笔，这些年见的足够多，或许能给您提醒#如何寻找一位靠谱的律师？那就是：

1、别因"熟人抹不开面子"吃闷亏；

2、别轻信短视频里的"必胜话术" ；

3、真正靠谱的方案，永远建立在证据链分析之上。

写在最后：

办案路上积攒了些避坑经验，欢迎找我唠唠交个朋友，在此也解答法律困惑～留言私信都会看，忙完工作就回。

复杂案件建议来所面谈（坐标：济南历下区万象城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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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简介

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众成清泰”）由同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的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清泰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3月合并成立，总部位于山东济南，为省直律师事务所，下设济南、青岛、北京、德州、城阳、东营、聊城、淄博、滨州、烟台、西海岸、潍坊、上海、威海、临邑、泰安、菏泽、临沂、西藏仁布和青州等分所，在首尔设立韩国分所，与港澳优秀律所合作设立联营律师事务所，与知名高校、机构等联合发起设立多家应用型民非法律研究机构。

众成清泰拥有合伙人300余人，律师及员工1000余名，为山东省规模大所。主要荣誉包括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工人先锋号、山东省著名商标、山东省服务名牌、山东省文明单位、山东省人民满意司法行政单位、山东省诚信建设示范单位；入选“钱伯斯亚太法律指南”公司商事法律服务第一等律师事务所，荣登ALB《亚洲法律事务》“中国20大律所”和“亚洲50大律所”以及“中国成长最快的十佳律师事务所”等。

众成清泰具有完备的从业资质，业务定位于中高端非诉讼法律服务和传统的诉讼业务，涵盖政府业务、合规、建设工程、房地产、公司、涉税、资本市场、金融投资、破产、劳动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家族财富传承、国际业务、海事海商、海关、海洋产业、矿业能源、资源环境、刑事、民商事等专业领域，并不断开拓、创新法律服务。

众成清泰以提供卓越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使命，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关注民生、奉献社会”的服务宗旨，“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服务标准，努力建设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全国一流律师事务所。

众成清泰用智慧、诚信、专业、效率与您携手创造无限精彩！

婚内财产协议约定、赠与与离婚协议财产约定的效力区别

Fri, 11 Sep 2026 10:19:33 +0800

在婚姻家事法律咨询中，有一类问题反复提到：婚内能否约定某项财产归一方所有？特别是在一方存在过错（如出轨）后，另一方选择继续维持婚姻，但要求对方以协议方式将房产或其他财产归自己所有。双方签订协议后，因贷款未还清、税费考虑或其他原因暂不办理过户登记。这种约定是否有效？如果日后对方反悔，协议还能约束他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协议性质的准确定性。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夫妻间赠与、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约定，三者适用的法律规则截然不同，法律后果也大相径庭，甚至是有些法律人士随着规则的变化也有些定义不清，解释不明。为此，本文就此成文对这几个方面解读一下。

[朱彬]律师（济南执业律师），专注于[民商事争议解决]，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与案件代理服务。如您有明确法律纠纷需委托代理，或案情复杂需深入法律分析，可添加本人微信或致电：[15966661059] (添加时请注明：案件类型+城市)。

一、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一规定的核心在于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1065条明确将“婚前财产”纳入可约定的范围。这意味着，夫妻财产约定不仅可以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也可以对一方个人财产（包括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通过继承、受赠等方式取得的个人财产）的归属作出安排。只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且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即为有效。法院在裁判中亦倾向于尊重夫妻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宜仅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唐某诉李某某法定继承纠纷案（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12期）争议焦点在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VS产权登记效力，案例明确：夫妻之间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进行内部分配的结果，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该案中，房屋虽仍登记在男方名下且未办理过户，法院仍认定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关于房屋权属的约定有效。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如果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通过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归一方所有，这属于对共同财产的内部分配，不涉及赠与，协议有效，一方不能任意反悔。这也是前述咨询场景中最常见的情形——房产登记在B名下，但实际属于夫妻共同财产，A与B通过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归A所有。如果房产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双方通过协议约定归另一方所有，虽然第1065条本身允许此类约定，但此种情形在性质上通常被认定为赠与，不过要执行2025年施行的《解释（二）》第5条的新规则（即：不能按照普通的赠与一样随意行使撤销权），下文详述。

二、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的区分

实务中争议最大的，是协议究竟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还是夫妻间赠与。两种定性直接决定了赠与方是否还存在任意撤销权，所以一方能否反悔，关键在于协议性质的定性。

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

1.处分对象不同。夫妻财产约定处分的是个人财产归属、夫妻共同财产，是双方对家庭财产的内部安排；赠与处分的是仅仅一方个人财产，是一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另一方。这一区别是定性的基础。

2.意思表示结构不同。夫妻财产约定是双方行为，以夫妻身份关系为前提，没有婚姻关系就不存在此情形；赠与本质上是单方行为，只需一方作出赠与表示、另一方接受即可。

3.法律后果与撤销权。夫妻财产约定自协议生效时起即在夫妻之间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无需立即办理过户登记，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双方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夫妻之间的赠与是否可依据《民法典》第658条行使撤销权，则需进一步区分房产与其他财产：

对于房产，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5条。该条规定：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属及是否补偿。该条排除了在房产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直接适用《民法典》第658条任意撤销权的做法，给予方不能简单地以“未过户”为由撤销。

对于房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如存款、车辆、股权），解释（二）第5条并不直接适用。实务中需判断约定是夫妻财产约定还是纯粹赠与。若被定性为纯粹赠与，且未经公证、不具有道德义务性质，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依据《民法典》第658条行使任意撤销权。但若给予具有道德义务性质——例如以补偿对方家庭贡献、照顾子女或维护婚姻为目的——则不得任意撤销。

三、2025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5条新规对房产“给予”撤销权的重大改变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5条（2025年2月1日施行）分两款对“一方个人房产”的“给予”问题作出了完整规定。

第一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的，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第二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两款的衔接逻辑是：第一款针对“尚未转移登记”的情形，第二款针对“已经转移登记”的情形。无论登记是否已经完成，给予方都不能依据《民法典》第658条行使任意撤销权，法院均需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来判决房屋归属及补偿问题。条文表述从“赠与”变为“给予”，强调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行为以婚姻关系的建立与存续为基础，具有伦理性特征，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这意味着：对于一方将个人房产给予另一方的约定，无论是否已办理变更登记，给予方都不得简单地以“未过户”或“已过户”为由主张任意撤销。离婚时，法院将综合考量婚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情况、对家庭的贡献、离婚过错等因素来判决房屋归属及是否需要补偿。

四、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约定与婚内财产协议有本质区别

除了财产约定协议与夫妻赠与协议容易混淆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定，与婚内财产协议约定之间存在区分不清楚的情况，两者的生效逻辑完全不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69条第1款，当事人达成的以协议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为条件的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如果双方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没有生效。

其法理基础在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以“双方实际办理离婚登记”或“法院调解离婚”为生效条件。条件未成就，协议整体不生效，法院将根据财产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进行判决。这一规则与婚内财产协议有根本差异——婚内财产协议不依赖离婚为生效条件，一经签订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

五、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实务风险

即便协议在夫妻之间有效，未办理变更登记仍存在两方面现实风险。

其一，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物权公示原则，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夫妻财产约定虽在夫妻之间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如果登记权利人将房产出售给不知情的第三方并完成过户，或为不知情的债权人设立抵押，接受协议的一方可能难以追回房产。

其二，可能被强制执行。若登记权利人对外负有债务，债权人申请查封执行该房产时，接受协议的一方虽然可以提出执行异议，但能否排除执行取决于债权人是否为善意第三人以及是否存在物权期待权等复杂因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六、实操建议

第一，优先办理过户登记。这是最彻底的方式，能从根本上消除善意第三人风险和强制执行风险。

第二，对协议进行公证。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即使暂不办理过户，公证也能在相当程度上锁定对方的义务。

第三，在协议中明确性质和目的。如果意图是进行夫妻财产约定而非赠与，应在协议中写明“本协议系依据《民法典》第1065条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的内部安排”。如果涉及一方个人财产给予另一方，则需注意协议可能被定性为房产“给予”（适用解释（二）第5条）或其他财产赠与（可能适用第658条），应尽量体现该给予与婚姻关系存续、家庭贡献补偿等目的的关联性。

第四，保留签订协议时的沟通记录。如对方在协商过程中承认协议是对其过错行为的补偿、或对家庭贡献的认可，这些记录在日后争议中可能有助于论证协议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排除任意撤销权的适用。

话题外知识点：赠与公证与继承公证在撤销规则上的区别

1、赠与公证排除任意撤销权。根据《民法典》第658条第2款，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即使赠与财产尚未办理权利转移登记，赠与人也不能依据第658条第1款以“权利尚未转移”为由撤销赠与。当然，公证赠与合同仍然可以基于法定撤销事由被撤销，例如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但此时适用的撤销权基础是第663条而非第658条，二者性质完全不同。

2、继承公证不再具有优先效力。这一点与赠与公证的规则形成对照。原《继承法》第20条第3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确立了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地位。《民法典》第1142条删除了这一规定，明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这意味着，公证遗嘱不再享有优先效力，遗嘱人订立在后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其他形式的遗嘱，只要符合法定要件，即可否定在先的公证遗嘱，无需再以新的公证遗嘱去否定旧的公证遗嘱。判断数份遗嘱效力的唯一标准是订立时间的先后。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Tue, 08 Sep 2026 10:44:54 +0800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人工智能侵权、知识产权、技术合同、数据权益、诉讼证据及刑事责任等问题，提出24条审判意见。其中，我从意见中提取了有关著作权侵权、发明创造的专利授权确权、诉讼文书提交等几个方面个人关注的内容。

（十二）依法规制涉人工智能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依法合理认定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的责任。

解读：综合多个因素，合理认定各方责任。

人工智能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先作品存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先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并且没有合理抗辩理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规定没有把所有AI生成的相似内容都认定为侵权，而是将使用者的主观状态纳入判断。今后的案件可能重点审查：· 提示词中是否直接输入了作品名称、作者姓名或者角色名称；· 是否要求模型“模仿”“复刻”特定作品或风格；· 是否上传在先作品作为参考图、参考文本或者参考音频；· 是否经过多轮调整，持续逼近特定作品；· 生成后是否进行筛选、修改并投入商业使用；· 使用者是否具有接触在先作品的明显可能。

（十四）依法规范涉人工智能发明创造的专利授权确权行为。自然人使用人工智能完成的发明创造，该自然人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应当认定该自然人为发明人。

解读：人工智能本身不能成为发明人。自然人使用人工智能完成发明创造，只有在其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时，才能被认定为发明人。

（十九）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不当取证等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

诉讼参与人提交诉讼文书、案例检索报告等材料如系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在提交法庭前应当认真核实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案例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在提交法庭时对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情况作出说明，并对有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依法承担责任。

商标被印制在商品上就成了“生产者”？商标所有人被追责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Mon, 07 Sep 2026 15:24:55 +0800

---不能仅凭法释〔2002〕22号批复推定商标所有人为制造者

在商标侵权诉讼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争辩：某个案件中，商标所有人被原告一并起诉，要求与其他生产者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实际情况可能是商标所有人的明确授权使用，也可能是疏于管理被他人冒用，亦或者是商标所有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擅自使用——自己名下的商标被他人印制在产品上，自己却因此被诉至法院，要求承担“生产者”的侵权赔偿责任。

那么，商标被印制在产品上，商标所有人就自动成为“制造者”吗？

一、问题的源头：法释〔2002〕22号批复

这一问题的司法源头，可以追溯到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份批复——《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法释〔2002〕22号）。

该批复规定：“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

这一批复的背景是一起产品责任纠纷——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事故车辆上贴附有其商标，受害人在产品侵权诉讼中将通用汽车列为被告。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给出了肯定回答：以商标所有人为被告并无不当。

问题在于：这份原本为解决产品责任案件中“被告适格”问题而出台的程序性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逐渐被异化为认定“实体责任”的裁判依据。从“可以把商标所有人列为被告”，到“商标所有人就是生产者”，再到“商标所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逻辑链条的每一步扩张，都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批复的“跨界”适用：从产品责任到知识产权侵权

批复原文的规范对象非常明确——产品责任案件。根据《民法典》和《产品质量法》，“生产者”需要对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承担责任。将商标所有人“视为”生产者，其正当性来源于危险控制理论与报偿理论——商标所有人从商标使用中获取了商业利益，理应承担相应的产品安全责任。

然而，当这一批复被“跨界”适用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问题就出现了。

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责任的承担以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为前提。《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列举的侵权行为——未经许可使用、销售、制造侵权标识等——均以“行为”为核心，不能仅凭规范性的“视为”来认定事实性的“制造”。

正如有的观点指出：批复所使用的“属于……生产者”是一种法律拟制，而非事实推定。法律拟制与事实推定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立法者基于政策考量所作的规范性判断，后者是裁判者基于证据所作出的事实认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不能仅凭商标标注推定制造者

值得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多起案件中已对批复的适用范围作出限缩。

最具代表性的是（2012）民申字第211号“蓝威”案。

该案中，广东雅洁公司在锁具产品上发现标注“Lanwei蓝威”商标，商标权人为温州蓝天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广东雅洁公司据此主张温州蓝天公司为制造者。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审查后明确指出：“在涉及商标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主张商标所有人是被诉侵权产品制造者的一方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商标所有人制造或与他人共同制造了被诉侵权产品，不能依据法释〔2002〕22号的规定推定商标所有人是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

裁判理由进一步阐释：温州蓝天公司作为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不具有制造锁具的能力，且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温州蓝天公司与他人共同实施了制造行为。该批复主要针对产品责任领域，不适用于本案情形。

在（2016）最高法民申2378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更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名称、地址和电话作为公开查询的信息，在生产经营中被他人冒用的可能性较大，仅仅依据被诉侵权产品上标注的企业名称、地址和电话，或者不完整的标注信息尚难单独认定标注者为生产者。

备注：虽然该案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最终利用优势证据规则认定了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商，但该判决的上述说理不失为对批复的一种辩证理解。

四、司法实践中的两种立场及其分歧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例中表达了限缩适用的立场，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立场一：推定说。部分法院倾向于依据产品上标注的商标、企业名称等信息直接推定标注者为生产者。其依据正是法释〔2002〕22号批复。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1620号案中，法院即依据产品外包装同时印有企业名称及注册商标、结合经营范围与制造能力，认定制造者身份具有“高度可能性”。

立场二：综合认定说。另一部分法院则认为，商标标注仅为初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制造者的依据，还需要结合委托加工合同、供货记录、发票、实际获益等事实综合判断。如果商标所有人能够提供反证证明其并非实际制造者——例如证明商标系被他人擅自使用、产品系由第三方生产——则不应被认定为“制造者”。

两种立场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对批复规范功能的不同理解——它究竟是“认定生产者”的实体法依据，还是“确定被告”的程序法工具？

从批复的文本渊源和制度功能来看，答案应当是后者。批复的原意在于便利受害人确定诉讼被告，而非为实体责任的认定提供依据。

五、商标权人“被冒用”情形的实务启示

如果你的商标被他人擅自印制在侵权产品上，而你因此被诉，以下几点应对策略可供参考：

第一，积极举证，反驳推定。应主动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商标系被他人擅自使用（如未签署授权许可协议、未出具授权书）、你未参与产品的设计或生产、你不具有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或资质。初步证据成立后，原告对其“你是制造者”的主张需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

第二，厘清“被告资格”与“赔偿责任”的本质区别。该批复解决的是“你能不能当被告”的程序问题，而非“你该不该赔钱”的实体问题。被告不等于要承担责任。一旦被诉，应积极应诉，向法庭清晰阐明：原告若要主张赔偿责任，必须证明你实施了《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同时，主动提交相反证据（如未授权声明、未参与生产证明等），以削弱原告主张的证明力。

第三，援引“蓝威”案裁判要旨作为类案参考。在诉讼中可明确提出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211号的裁判观点：在涉及商标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不能仅凭法释〔2002〕22号批复推定商标所有人为制造者，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商标所有人实质性参与了制造活动。

第四，善用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在你提供初步反证（如未授权声明、第三方生产证据、不具备制造能力证明等）之后，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由原告承担进一步证明你“实质性参与制造活动”的责任。如原告不能完成该举证，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六、结语

法释〔2002〕22号批复自2002年颁布至今已逾二十年，其在产品责任领域便利受害人诉讼救济的制度功能值得肯定。然而，当这一批复被泛化适用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将贴附商标的委托方径直推定为“生产者”时，便产生了制度功能的异化与规范边界的迷失。

商标标注可以作为认定生产者的初步证据，但不应成为决定性推定依据。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商标所有人是否构成“制造者”，应依据其是否实质性参与了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的控制等制造活动综合判断。

这不仅关系到个案中当事人的责任认定，更关系到贴牌加工产业的健康发展与商标法制度体系的逻辑自洽。在商标法未来的完善中，应当明确商标使用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应当与其实际参与制造的程度相匹配。

——你的商标被印在产品上，不代表你就成了“生产者”；真正的“制造者”，是那些实质性参与制造的人。

附：相关典型案例裁判要旨

以下案例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能否仅凭产品上标注的商标或企业信息认定制造者”这一问题上的裁判立场。这些案例表明，商标或企业名称的标注通常仅构成认定制造者的初步证据，能否最终认定，还需结合委托加工合同、经营范围、制造能力、实际获益等其他事实综合判断。

案例一：（2016）最高法民申2378号——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与烟台长思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企业的名称、地址和电话作为公开查询的信息，在生产经营中被他人冒用的可能性较大，仅仅依据被诉侵权产品上标注的企业名称、地址和电话，或者不完整的标注信息尚难单独认定标注者为生产者。但本案中，二审法院依据中粮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结合产品QS码、厂商识别代码、烟台长思公司申请与涉案注册商标近似商标的情况，以及烟台长思公司标注他人企业身份信息、宣传展示被诉侵权产品等其他证据，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利用优势证据规则认定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商为烟台长思公司，并无不当。

案例二：（2020）最高法民申2189号——深圳市立信天成科技有限公司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被诉侵权商品由立信天成公司生产是否有误。

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立信天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产品的生产、加工、设计开发与销售。被诉侵权商品背面贴牌标注的生产商名称和地址均指向立信天成公司，外包装箱标注的生产商名称虽与立信天成公司名称相比缺少“科技”二字，但标注的生产商地址亦与立信天成公司变更前的地址一致。立信天成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诉侵权商品不是由其生产，其关于被诉侵权商品生产于2016年10月，立信天成公司已于此前迁址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被诉侵权商品由立信天成公司生产，并无不当。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所涉情形与本案不同，立信天成公司关于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2019）最高法民申3052号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权案件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规定，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者个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产品制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本案中，被诉侵权商品“泸窖”“泸窖陈酿”“泸窖老酒”等外包装、瓶贴标签上标注有中茅公司的企业名称、生产许可证号、产地等可资识别的标志；玉祥泉酒厂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中茅公司与其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中茅公司委托玉祥泉酒厂生产酒类产品，并在产品上标注中茅公司的企业名称、住所、生产许可标志和标号等标志。据此，二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商品的生产者系中茅公司并无不当。

案例四：（2020）最高法知民终1620号——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艾胜瑞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外包装盒上印制有艾胜瑞公司的企业名称及“ACCRI”商标。根据查明的事实，第13602470号“ACCRI”注册商标和第13602565号“ACCRI”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均为艾胜瑞公司，且该两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与被诉侵权产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故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外包装盒上印制的“ACCRI”商标即为艾胜瑞公司的注册商标。鉴于被诉侵权产品外包装盒上显示的艾胜瑞公司主体信息及其注册商标信息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艾胜瑞公司是被诉侵权产品制造者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在此情况下，源德盛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如艾胜瑞公司认为被诉侵权产品包装上的信息不真实，其与被诉侵权产品无关，应就此提供相反证据。但艾胜瑞公司经原审法院和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意见及相反证据，故应当认定其自行放弃相应的答辩及举证权利，须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艾胜瑞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手机、电脑配件及周边产品的研发及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为手机自拍杆，外包装盒上载明“高品质手机夹，使用大小机型；卡槽设计，竖拍无移位；超长拉伸范围，进口材料投产”，被诉侵权产品与艾胜瑞公司的经营范围高度重合，由此表明艾胜瑞公司客观上具有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资质和能力，并进一步印证被诉侵权产品外包装盒上记载的信息的真实性以及艾胜瑞公司是被诉侵权产品制造者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源德盛公司举证不充分，且艾胜瑞公司的信息存在被他人恶意利用的可能，从而判定源德盛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案例五：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211号民事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温州蓝天公司是否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广东雅洁公司主张温州蓝天公司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其提供的唯一证据是被诉侵权产品的包装盒上标示有温州蓝天公司的商标。温州蓝天公司作为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其经营范围是从事知识产权代理业务，不具有制造被诉侵权产品锁具的能力，且广东雅洁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温州蓝天公司与他人使用该商标共同实施了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因此，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温州蓝天公司系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指出，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产品制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但是，该批复主要针对在诸如商标的所有人许可他人使用其标识的情况下，出现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人身损害时，规定该标识的所有人应当与实际“产品制造者”和“生产者”一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本案并不涉及产品质量问题，并且广东雅洁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温州蓝天公司曾许可他人将涉案商标体现在被诉侵权产品上，故该批复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形。

鉴于温州蓝天公司不具有制造锁具的能力，且没有证据表明其与他人使用该商标共同实施了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因此该商标是否为温州蓝天公司代汪元平持有并不影响裁判的结果。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损失是否应当赔偿？——基于山东省近年司法裁判的实证分析

Tue, 01 Sep 2026 17:41:56 +0800

引言：

在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过程中，经常有当事人来咨询：“我开的车被电动自行车撞了，交警认定对方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我的修车费能不能向对方主张？”还有的情形是机动车驾驶人（常见于摩托车这一机动车类型）在事故中受伤，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不小，但肇事方是骑电动自行车的，同样面临能否索赔的问题。情形虽有不同，但核心法律问题高度一致：非机动车撞了机动车，机动车的损失到底该不该由非机动车一方来赔？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践中的答案却远非一目了然。有的案件法院判决支持赔偿，有的则直接驳回，同一省份内不同法院的裁判立场存在差异。类似的咨询几乎每周都会遇到，足见这一问题在实务中争议之大、当事人困惑之深。

为厘清这一问题，本文以山东省各级法院（以济南市为重点）近年来的生效裁判为样本，对机动车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的司法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分析司法政策的发展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是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核心条款。该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责任承担规则：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该条文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但并未规定非机动车一方须向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引发的争议是：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如车辆维修费）的情况下，机动车一方是否有权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进一步而言，如果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行为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是否同样适用上述规则？

这两个问题在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部分观点认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仅构成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而非反向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另有观点则认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行为若符合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则应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承担赔偿责任。近年来，各地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裁判立场并不统一。

二、山东省司法实践的基本立场：不支持赔偿为主流观点

通过威科法律平台检索，山东省各级法院近年来审理的涉及机动车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损失的案件中（涵盖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两种情形），主流裁判立场为不支持赔偿。法院的说理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条文未设定义务

多数法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的赔偿义务，并未授予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的该项请求权。

（二）立法目的侧重保护弱势方

法院普遍认为，该条文体现了加强对非机动车、行人保护的立法目的。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载工具，危险性远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更重的赔偿责任。

（三）保险机制已实现风险转移

法院指出，机动车可以通过投保交强险和商业车损险等方式实现自身财产损失风险的分担与转移。要求非机动车一方赔偿机动车财产损失，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也无现实必要。

（四）人身损害赔偿同样缺乏法律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不支持赔偿的立场不仅适用于财产损失，在部分案件中同样适用于机动车驾驶人的人身损害。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6）鲁0112民初4360号判决明确指出：“对于机动车一方因交通事故遭受的人身、财产损失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没有法律依据。”这表明在山东省的司法实践中，非机动车一方对机动车一方的人身损害同样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存在极端情形。

以下为山东省各级法院在该问题上的具体裁判立场汇总（需要说明的是，受限于公开裁判文书的可获取性及检索平台的数据覆盖范围，以下案例系笔者通过威科法律平台以“机动车”“非机动车”“第七十六条”“赔偿损失”等关键词检索所得，并非山东省全部相关裁判的完整统计，而是对近年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生效裁判的样本梳理。该样本虽不能完全反映山东省各级法院在该问题上的全貌，但在裁判逻辑和说理路径上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审理法院	案号	裁判要旨	备注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2）鲁民申54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按照无过错原则归责，但可以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法律只规定了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并未规定此种情形下非机动车、行人需要对机动车一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立法原意及实践上，因机动车作为高速度便利的交通工具，危险性上远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对机动车一方控制交通事故的危险和避险义务要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一方。法律法规通过减轻机动车对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的方式，已经实现对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的弥补和对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评价，且通过引导机动车投保商业三者险，特别是车辆损失险的方式，已经实现了机动车一方自身财产损失风险的分担和转移。如果非机动车一方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法行为后果达到一定程度时亦有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且其自身亦会遭受一定的财产或人身损害，其向机动车主张赔偿时也会因其自身过错而被扣减相应的赔偿项目及数额，甚至机动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亦是非机动车方的违法风险，并不存在‘诱发一系列社会道德风险’的可能。保险公司存在的意义是在于承担社会风险保障功能，而不是保障其自身的盈利，即便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赔偿被保险人车辆损失后，在非机动车一方依法无需对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保险公司无权主张代位求偿权。”	曹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负事故全部责任/二审：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2民终14447号/一审：莱西市人民法院（2021）鲁0285民初5468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1）鲁民申9041号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没有规定行人、非机动车对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李其玉（非机动车）负涉案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二审：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6民终437号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鲁01民终12910号	该条款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并未规定非机动车、行人需对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可通过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实现风险分担和转移。	王某玉（电动自行车）承担次要责任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2026）鲁0112民初4360号	对于机动车一方因交通事故遭受的人身、财产损失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没有法律依据。	尹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负同等责任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2025）鲁0112民初22096号	机动车一方要求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赔偿其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王某（电动自行车）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5）鲁0191民初12116号	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系对双方违法责任的划分，并不能等同于非机动车一方需向机动车一方承担财产赔偿的民事责任。在非机动车驾驶人不存在故意碰撞机动车的情况下，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缺乏法律依据。	于某（非机动车）负主要责任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2024）鲁0104民初13776号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请求非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的，没有法律依据。	吴某岭（电动自行车）负全部责任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2025）鲁0911民初895号	非机动车依法只是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对机动车的车辆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祥（电动自行车）负次要责任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2025）鲁0303民初4903号	该条并未授予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主张财产损失赔偿的权利。从平衡各方利益及优先保护人身权的角度，不应再赋予非机动车一方向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田某霞（电动自行车）负主要责任
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	(2024）鲁1503民初810号	道交法基于加强对非机动车、行人保护的立法本意，未对机动车财产损失应由非机动车赔偿作出任何规定。	泮某花（电动自行车）负全部责任
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	(2026）鲁1503民初2612号	非机动车、行人的过错本质上是违反了对自己的保护注意，而不是违反了侵权法所设定的不得损害他人的一般义务，不能因此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	邱某（电动三轮车）负同等责任
邹城市人民法院	(2025）鲁0883民初73号/(2024）鲁0883民初4670号/(2026）鲁0883民初3012号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原则，并未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需赔偿机动车一方的车辆损失。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道交法作出了加重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规定。	王某光（电动自行车）负事故全部责任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6）鲁10民终1037号	道交法只规定机动车应向非机动车赔偿，未规定非机动车应赔偿机动车损失。如果机械地判定非机动车根据事故责任赔偿机动车损失，极可能出现非机动车一方得不到赔偿甚至倒赔机动车的极端情况。	王某（自行车）负全部责任
招远市人民法院	(2021）鲁0685民初2019号	法律未明确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须根据过错赔偿机动车车辆损失。机动车要求必须投保交强险，非机动车作为低速运载工具法律未要求投保，故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刘某（自行车）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不支持赔偿的案例中，非机动车一方被认定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并非个别【如济南高新法院（2025）鲁0191民初12116号中于某负主要责任、槐荫区法院（2024）鲁0104民初13776号中吴某岭负全部责任、威海市中级法院（2026）鲁10民终1037号中王某负全部责任】。即便在非机动车全责的情况下，法院仍然以“法律未规定”为由驳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请求，可见该立场在山东省司法实践中的稳定性。

三、特殊情形下的不同处理：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的裁判思路

在上述主流观点之外，也存在特殊情形下的不同裁判思路。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在（2025）鲁1702民初7684号案件中，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说理路径。该案中，被告杜某驾驶电动两轮车与原告驾驶的三轮载货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车辆受损，杜某在事故后逃逸，被认定负全部责任。该院在判决中认为：“依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机动车一方的财产（车辆）损失可以通过保险理赔得到弥补，故非机动车、行人无需赔偿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不会导致利益失衡。而当机动车一方因非机动车或者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发险情，机动车驾驶人为避免与其相撞采取措施而导致自身受到损害，若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无需赔偿，不但不利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交通法规意识的提升，同时也可能从反面引导驾驶人在以后的交通过程中不再采取避险措施，产生不良的社会导向。 ”

该判决虽然仍以机动车一方存在人身损害为前提，但其说理逻辑突破了“非机动车一概不赔”的框架，将“过错惩戒”与“行为引导”纳入了裁判考量范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案的特殊性在于：第一，非机动车一方存在逃逸这一严重情节；第二，机动车一方遭受的是人身损害而非单纯的财产损失。这两个因素在其他不支持赔偿的案例中并不具备，因此该案的裁判思路不宜简单归入“少数观点”范畴，而应视为特殊情形下的个案处理。

与此相呼应的，是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发布的贺某诉李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同样体现了在非机动车一方存在严重过错、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的特殊情形下，法院支持赔偿的裁判倾向。

四、历史背景：2015年最高法民一庭的司法政策立场

在分析当前司法实践之前，有必要回顾一段重要的历史背景。

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文在《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提出了明确意见。在第四部分“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中，程新文指出：“第四，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目前审判实践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加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二是要贯彻纠纷一次性解决的民事诉讼理念……三是要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价值判断。在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应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通过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实现对行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评价。同时注意，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

该讲话发表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总第134辑》（杜万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出版）。这一指导意见在随后的多年里深刻影响了全国各地法院的裁判方向，成为“非机动车不赔机动车”立场的重要政策依据。

五、2025年最高法典型案例：司法政策的重要调整

2025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其中，“贺某诉李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3）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基本案情

李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与贺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系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贺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贺某无责任。司法鉴定意见认定贺某误工期100日，营养期45日，护理期30日。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李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因过错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权益，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贺某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及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危险程度、避险能力等因素，最终判决李某某赔偿贺某各项损失共计1.9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最高法在该案例的“典型意义”部分明确指出：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幅增加。电动自行车因轻便、快捷、自由度高等优点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同时，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机动车具有高速、高风险特性，其驾驶人负有更高注意义务，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作为重要的交通参与人，亦应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本案判决判令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对机动车驾驶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依法保护受害人人身权益，有利于引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强化规则意识与风险意识，对构建权责清晰、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治理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四）该案例的突破与局限

该案例的突破性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2015年程新文讲话中“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的指导意见。至少在非机动车一方存在严重过错（如逆向行驶负全责）且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的情形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标志着司法政策从“绝对保护弱势方”向“过错惩戒与权益保护并重”的方向调整。

但需要审慎注意的是，该案例的裁判范围严格限于人身损害，并未涉及财产损失问题。最高法在“典型意义”部分强调的也是“依法保护受害人人身权益”。因此，该案例能否类推适用于机动车财产损失赔偿，目前尚不明确。

此外，该案例中非机动车一方负事故全部责任，且机动车一方遭受的是人身损害。如果非机动车一方仅负同等或次要责任，或者机动车一方仅主张财产损失，该案例能否直接参照适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六、理论分析：“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的适用边界

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损害赔偿纠纷中，“优者危险负担”原则被频繁援引。该原则源于日本司法实践，是过失相抵原则在交通事故领域的具体运用。其核心含义是：在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双方对道路交通注意义务的轻重、交通参与人的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来分配损害后果。

具体而言，该原则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危险性差异是适用前提。机动车在质量、速度、破坏力方面远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法律对机动车驾驶人施加了更严格的注意义务和更高的避险要求。因此，在同一事故中，机动车一方通常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

第二，在财产损害领域的适用受到限制。多数法院认为，机动车一方的财产损失（如车辆维修费）可以通过商业车损险等方式实现风险转移，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并未规定非机动车的反向赔偿义务，故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财产损失。

第三，在人身损害领域存在适用空间。生命健康权具有最高价值位阶，不同主体之间的生命权是平等的。非机动车一方因过错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的，应当依据一般侵权责任规则承担赔偿责任。最高法2025年的典型案例正是在这一逻辑下作出的裁判。

七、进一步的观察与展望

从2015年程新文讲话中“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到2025年最高法典型案例明确“非机动车致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应予赔偿”，司法政策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这一调整体现了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变化：

第一，从“绝对保护”到“相对平衡”。长期以来，“保护弱者”是处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的核心价值导向。但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大幅增加及其在交通事故中角色的变化，单纯的“保护弱者”已不足以涵盖全部案件类型。非机动车驾驶人作为重要的交通参与人，同样应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二，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的区分处理日趋明确。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在赔偿问题上适用不同的规则。人身损害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规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而财产损失则受《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特殊规制。这一区分在未来可能进一步明确。

第三，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最高法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虽然仅涉及人身损害，但其体现的价值导向——非机动车一方应对自身的严重过错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是否会延伸至财产损失领域，有待后续案例进一步明确。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尚缺乏最高法层面关于“非机动车致机动车财产损失是否赔偿”的权威案例或司法解释。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于立法机关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修法、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予以明确。在此之前，各地法院在财产损失问题上的裁判分歧可能仍将持续。

八、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财产损失问题上，山东省司法实践的主流立场是不支持赔偿。无论非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被认定为何种责任程度，法院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未规定非机动车的赔偿义务为由，驳回机动车一方的诉讼请求。这一立场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中得到了确认。

（二）2015年最高法民一庭的指导意见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司法实践。程新文在《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明确指出“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这一政策导向在随后多年里被各地法院广泛遵循。

（三）2025年最高法典型案例标志着司法政策的局部调整。在非机动车一方存在严重过错（如逆向行驶负全责）且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体现了“过错惩戒”与“权益保护”并重的价值取向。

（四）财产损失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最高法典型案例并未涉及财产损失问题。该案例所体现的价值导向是否会延伸至财产损失领域，有待后续案例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五）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风险意识亟待提升。从司法实践的发展趋势来看，非机动车一方“完全不承担责任”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作为重要的交通参与人，应当增强规则意识与风险意识，避免因逆向行驶、闯红灯、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而承担赔偿责任。

使用著作权登记证书维权时的注意事项

Wed, 26 Aug 2026 09:48:03 +0800

一、一个虚构的案例，引出三个核心问题

二、第一个问题：著作权登记证书，到底能不能证明你是权利人？

三、第二个问题：对方销售日期早于我的“首次发表日期”，是不是就不侵权了？

（一）侵权判断的第一步：先看“接触”

（二）侵权判断的第二步：再看“实质性相似”

（三）两个判断步骤，顺序不能乱

四、第三个问题：如果对方真是自己画的，是不是就没事了？

五、回到案例：两种结果，关键看证据

六、写在最后：几点实在的建议

一、一个虚构的案例，引出三个核心问题

假设有这样一位美术作品（也是一种实物产品图）的作者，他手头有一本著作权登记证书，上面写着：

创作完成日期：2024年8月15日

首次发表日期：2025年5月20日

登记日期：2025年9月10日

这位作者发现，淘宝上有一家店铺在2025年2月就开始卖和他作品极其相似的产品——比他的“首次发表日期”还早了三个多月。

问题来了：对方的销售日期早于他的“首次发表日期”，是不是意味着对方不可能侵权？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对啊，他的作品都还没发表，对方怎么可能接触到？肯定不侵权。”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三件事：

1.著作权登记证书到底有多大用？

2.侵权判断到底怎么判？先看什么、后看什么？

3.如果对方说“我是自己画的”，那还算不算侵权？

下面一个一个说。

二、第一个问题：著作权登记证书，到底能不能证明他是权利人？

很多权利人把登记证书当成“铁证”，觉得有了这个证，法院就该认定是著作权人。

这是个不小的误会。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写的很清楚：著作权登记证书、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等，都可以作为证据。

注意措辞——“可以作为证据”，不等于“铁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著作权登记有个特点：形式审查。

版权局在登记时，不会去核实你填的创作完成日期是真是假，也不会去查你是不是真的原创。你填什么，只要格式没问题，基本就能下证。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登记证书上的日期，不一定经得起推敲。

如果一个被告拿出了相反的证据——比如证明了在所谓“创作完成日期”之前，市面上就已经有了一模一样的作品——那你这本证书的证明力就会大打折扣。

更极端的情况是：有些人作品明明是抄的，却抢先登记了个证书，反过来拿着证书去告真正的原创作者。这种情况虽然不多见，但在实务中确实发生过。

所以，想打赢官司，光靠一本证书远远不够。

创作底稿、原始文件、创作过程的记录、最早公开发表的证据——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能夯实权利基础的“硬货”。

三、第二个问题：对方销售日期早于他的“首次发表日期”，是不是就不侵权了？

这是整个文章里最核心的问题。

很多人把“首次发表日期”和“权利产生日”搞混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自动产生，不需要登记，也不需要发表。

在上面的例子里，这位作者在2024年8月15日完成创作的那一刻，著作权就已经属于他了。2025年5月20日是“首次发表”，2025年9月10日是“登记”——这两个时间点都跟“权利什么时候产生”没有关系。

所以，对方的销售日期在首次发表之前，不等于对方不侵权。

那到底怎么判断？

著作权侵权判定的核心规则是“接触+实质性相似” 。

这里面有个判断顺序的问题，很多人搞反了。

（一）侵权判断的第一步：先看“接触”

要认定侵权，首先要确认被告有没有接触过原告的作品，或者有没有接触的可能性。

那“接触”怎么判断？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作品已经公开发表了。

如果原告的作品发表时间早于被告的创作或销售时间，法院一般会推定被告有接触的可能。这时候举证责任会转移到被告身上——被告得证明自己没接触过，或者作品是独立创作的。

第二种情况：作品没有发表，或者发表时间晚于被告的行为时间。

就像前面那个虚构的案例，作品2025年5月20日才首次发表，但被告2025年2月就已经在卖了。

这种情况下，法院不会推定被告有接触。

权利人得自己拿出证据，证明被告确实接触过或存在接触的可能性——比如作品曾通过微信、邮件发给过对方，或者在小范围展示过，或者对方通过某种渠道获取了作品。

简单说：作品发表了，原告不用证明接触，由被告证明没接触；作品没发表，原告得自己证明被告有接触的机会。

（二）侵权判断的第二步：再看“实质性相似”

确认了“接触”这个前提之后，再去判断两个作品在表达上是不是构成“实质性相似”。

什么叫实质性相似？

不是看颜色换没换、细节改没改，而是看整体表达是否雷同。

举个例子。如果原告的美术作品是由一个蓝色图形组成的，被告做的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图形，只是把蓝色换成了红色——那大概率还是会被认定为实质性相似。

司法实践中，单纯改变颜色通常不被认为具有独创性，这种行为很可能被认定为对原作品的复制。

反过来，如果被告只是借鉴了原告的“创意”或“思路”，但表达方式完全不同，那就不算实质性相似。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达，不是思想。

（三）两个判断步骤，顺序不能乱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接触”的判断，应当在“实质性相似”之前。

逻辑是这样的：

先问：被告有没有接触过原告作品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那就算作品长得一模一样，也不构成侵权（可能是独立创作的巧合）。

如果有——再进一步判断：被告的作品和原告的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

如果两个都满足——侵权成立。

这个顺序不能反过来。不能一上来就说“两个作品长得像，所以侵权”，然后才去看接触。

因为“接触”是“实质性相似”的前提。没有接触的可能性，长得再像也没用。

四、第三个问题：如果对方真是自己画的，是不是就没事了？

是，但前提是对方能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十五条明确规定：

“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独创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

这意味着：

两个作者完全可能各自独立地创作出几乎相同的作品，而且两个人都享有著作权，互不侵权。

举个例子。如果两个画家都去黄山写生，各自独立地画了一幅几乎一样的迎客松——只要能证明都是独立完成的，两人就都享有著作权，谁也不能告谁侵权。

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被告要证明“独立创作”，举证责任非常重。

光说一句“我是自己画的”没用。你得拿出：

原始手稿、草稿；创作过程的记录；能够证明创作时间的证据；设计思路的演变过程，这些东西。

如果拿不出来，法院很可能会推定“接触”成立，进而认定侵权。

所以，“独立创作”确实是最有力的抗辩，但也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

五、回到案例：两种结果，关键看证据

前面的虚构案例，最终结果取决于证据情况。

结果一：侵权成立

如果权利人能够证明：

作品的创作完成时间是2024年8月15日（有底稿、原始文件为证）；

被告在2025年2月之前存在接触作品的可能性（比如作品曾在某个场合展示，或通过某种渠道流出）；

被告的产品在整体表达上与原告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那侵权认定就基本成立。

结果二：侵权不成立

如果被告能够拿出充分的创作证据，证明自己是从零开始独立设计出来的，没有接触过原告的作品——那就算两个作品长得再像，也不构成侵权。

因为“接触”这个要件不成立，后面的“实质性相似”就不用再讨论了。

六、写在最后：几点实在的建议

如果你是权利人：

别只盯着登记证书。把创作底稿、原始文件、创作过程的聊天记录、邮件往来这些都保存好。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比证书管用得多。

另外，如果你的作品还没发表，但已经发给了别人，记得保留发送记录。哪天要维权，这些都是证明“接触”的重要证据。

如果你是被告：

别慌。先看看自己有没有独立创作的证据。如果有，大胆拿出来。如果确实没有，那尽早寻求和解，把损失降到最低。

济南劳动争议案件，网上申请立案流程

Wed, 12 Aug 2026 09:26:24 +0800

昨天，有同事从济南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处获悉，济南已开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网上申请服务，这就预示着之后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也可以像法院诉讼程序一样可以从网上申请立案了。

我又从各方面渠道了解了一下，对于济南的劳动争议案件网上申请仲裁立案的启动时间，应该是自上个月7月份开始的，目前济南市各个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的案件应该是都可以从网上申请了。

线上申请具体办理方式如下：

①可登录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网址：https://jnhrss.jinan.gov.cn/），在“网上办事大厅”—“劳动关系”模块中，选择“仲裁网上立案”模块，②进入山东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登录后在首页个人主题服务中选择“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进入后选择办理人类型，按要求填写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信息，填写全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请求事项和事实理由填写界面，按照要求填写请求及事实理由，点击下一步后上传个人信息材料及证据材料，点击下一步根据管辖范围选择有管辖权的仲裁院。确认仲裁委后选择下一步，在生成的仲裁申请书上签字提交。

其实，还有一种办理方式就是直接登录“山东人社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立案（步骤同上面②，只是网络入口不一致），网址链接：https://ggfw.hrss.shandong.gov.cn/#/home

建议录入信息时务必完整详细，诉求明确具体，根据管辖范围选择有管辖权的仲裁院。另外，由于是山东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统一主办，估计以后的劳动仲裁网上立案服务将会在全省铺开。

提交书面材料须知

（一）仲裁申请书：内容包括当事人基本情况；明确的仲裁请求、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其中当事人基本情况内容：劳动者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申请人是外国人的，填写护照号码）、住所、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用人单位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及职务。

仲裁申请书除提交正本外，还应按被申请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仲裁申请书由申请人本人签名（如有代笔人须注明，并由本人捺印确认）。书写仲裁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申请人须在笔录中签名、盖章或者捺印确认。

（二）其它材料。

劳动者提出仲裁申请的情形：1.提交本人签名的《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等身份证件复印件；2.如有委托代理人，还需提交委托代理人相关身份证件复印件（提供原件以供核对）、身份证明材料原件、授权委托书；3.提交企业信息查询情况（《营业执照》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或者企业信息查询软件截图等）。

用人单位提出仲裁申请的情形：1.提交单位《营业执照》/《法人证书》（副本）的复印件（加盖公章）；2.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加盖公章）；3.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提供原件以供核对）；4.如有委托代理人，还需提交委托代理人相关身份证件复印件（提供原件以供核对）、身份证明材料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为用人单位职工的需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离婚案件，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逻辑和规则

Wed, 05 Aug 2026 13:02:49 +0800

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关于离婚案件中各种情形下的房产分割规则，看出资、看登记、看贡献等方面，【离婚案件房产分割指南：情形分类与裁判规则梳理https://mp.weixin.qq.com/s/Tjm3fgJrhoNDO-N3H6wq8A】

引言：离婚案件中，最难谈拢的往往不是“离不离”，而是“怎么分”。房子怎么估价？贷款还没还完怎么算？一方父母出钱买的房算谁的？这些问题在法庭上吵来吵去也未必有结果。我刚办结的一个案子，双方从对簿公堂到最终握手言和，经历了艰难的拉锯。这篇文章不聊案件细节，单把财产分割这件事掰开揉碎了讲清楚——希望能给正在经历或即将面对同样问题的人一些参考。

正文：

一、先讲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案子，双方都同意离婚，孩子抚养权、抚养费也谈妥了，唯独在财产上争执过大。

争议的财产主要是两套房子：一套是夫妻婚后共同购买的住宅（带储藏室和车位），另一套是男方父母出资购买、登记在男方个人名下的公寓。住宅双方都承认是共同财产，但价值多少、谁拿房谁拿钱，谈不拢。公寓男方主张是个人财产，女方认为是共同财产，也要分。

我跟对方律师前前后后通了无数次电话，方案来来回回换了好几轮，始终找不到那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谈不拢，就只能走评估程序——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房产进行市场价值评估，以评估价为基础计算补偿款。

但评估不是一句话的事，是要遵从相应的法律流程。法院要先开一次专门的庭前质证会，不解决其他问题，只确认一件事：评估的检材（也就是证据材料）是否真实、完整，评估的标的（也就是哪些财产需要评估）是否明确。这个过程走完了，鉴定机构才能启动鉴定程序。

就是在这次质证过程中，双方都坐在法庭上，法官居中主持，从双方的方案中寻求折中和解决方法，气氛虽然紧张但毕竟面对面可以畅谈一下彼此的想法。我跟对方律师在法官的引导下又重新过了一遍方案——这套房子你拿，那套房子我拿，差额部分用现金补，甚至不愿补房款就补在抚养费那边；这边差一点，那边再让一点。来来回回磨了很久，最终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

案子就这么结了。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借助庭审这个程序、借助法官的居中协调，单靠电话沟通，恐怕还要拖更久。

二、财产分割，第一步是“分清楚”

很多人一上来就问“房子怎么分”，但其实第一步不是“怎么分”，而是“分不分” ——先弄清楚这套房子到底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的财产（遗嘱或赠与合同明确只归一方的除外）等，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具体到房产，几个常见情形要特别注意：

情形一：婚前一方全款买房，登记在自己名下。这是典型的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参与分割。

情形二：婚前一方付首付，婚后共同还贷，登记在首付方名下。房子归登记方，但婚后共同还贷的钱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要给另一方补偿。注意，是“可以”判决归登记方，不是“必须”——法院有裁量权。

情形三：婚后父母出资买房。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多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结婚前父母出资的，原则上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除非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结婚后父母出资的，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202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新的司法解释（二），对父母出资问题进一步细化：

①一方父母全额出资：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同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贡献大小以及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决定是否给另一方补偿以及补偿多少。

②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双方父母出资：以出资来源和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婚后男方父母出了80%的钱买房，女方父母出了20%，没有明确约定。离婚时，法院可以判房子归男方，但给女方的补偿不一定就是20%——可能高，也可能低，要看婚姻持续了多久、有没有孩子、谁对婚姻破裂有过错等等。

三、分清楚了，再看“怎么分”

确定了是共同财产，下一步才是分割。

根据司法解释第七十六条，双方对房屋价值和归属达不成协议时，法院按三种情形处理：

第一种：双方都要房子，也都同意竞价。那就竞价，谁出价高谁拿房，按竞价款给对方补偿。这种方式适合双方经济条件都不错的情况。

第二种：只有一方要房子。那就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评估，拿房的一方按评估价给对方补偿。

第三种：双方都不想要房子。那就申请法院拍卖、变卖，卖完了分钱。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方式不是法院可以随便选的——要先看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双方都同意竞价的，法院应当准许；只有一方主张的，就走评估；双方都不主张的，才走拍卖。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特别强调了两点：

第一，评估、竞价或拍卖之后，不能忘了《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的基本原则——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评估价多少就补多少”，在确定补偿数额时，还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第二，评估费和拍卖佣金由双方按分割房屋价值的比例分担。这笔钱不是小数目，评估费一般按房产价值的比例收取，几万块钱很正常，要有心理准备。

四、有贷款的房子怎么算？先算“净价值”

很多夫妻买房时都贷了款，离婚时房子还没还完。这种情况下，不能直接把市场价拿来对半分——要先减去剩余贷款，算出“净价值”，再按净价值来分。

公式很简单：净价值=市场评估价−剩余未还贷款。

举个例子：房子评估价200万，还剩80万贷款没还，那净价值就是120万。如果一人一半，拿房的人要给对方60万，同时自己继续还剩下的80万贷款。

这里的“剩余贷款”是指整个房子的贷款余额，不是单方还了多少。实践中经常有人搞混——觉得自己还的贷款多就应该多分，这个逻辑不成立。贷款是房子的负担，要从总价值里扣掉，谁拿房谁承担剩余的还款义务。

五、回到这个案子，几个关键点

回头看我办的这个案子，几个点值得说一下：

第一，公寓的定性问题。公寓是婚后买的，登记在男方个人名下，男方主张是父母出资、属于个人财产。按照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如果确实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且没有明确约定赠与双方，法院可以判给出资人子女一方。但女方不认可，认为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争议如果走判决，需要证据来证明出资来源。

第二，评估的重要性。双方对住宅的价值争议很大，一个说值120万，一个说值170万，差了50万。不评估，这个差距永远填不平。走评估程序虽然花钱花时间，但有时候反而是推进谈判的催化剂——评估价一出来，双方的心理预期都会被拉回到一个相对客观的区间。

第三，调解的艺术。最终能调成，靠的是“这边不行就在另一个地方补”。住宅的价值谈不拢，就在公寓的定性上让步；现金补偿的数额谈不拢，就在抚养费上找平衡。财产分割从来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找到双方各自在意的东西，才能打开局面。

六、给当事者的几点建议

1. 能协商尽量协商。打官司耗时耗力，律师费、评估费、诉讼费加起来不是小数目。能坐下来谈的，尽量谈。

2. 谈不拢就早做评估准备。如果双方对价值争议很大，不要拖着。早点申请评估，评估价出来之后谈判反而有了基准线。

3. 保留好出资证据。父母出资的转账记录、借条、聊天记录，能留的都留着。真到了法庭上，这些都是决定房子归谁的关键证据。

4. 贷款情况要算清楚。不要只盯着市场价，减去剩余贷款之后的净价值才是真正能分的部分。

5. 找专业的人帮你算账。离婚财产分割涉及的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算账问题。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帮你把每一笔账都算清楚，比你自己拍脑袋要强得多。

声明：本文基于真实办案经验撰写，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具体案件细节已作脱敏处理。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法律建议。如有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

办案日常｜陪同烫伤受害儿童完成伤残鉴定——鉴定结论是赔偿数额的决定性因素

Thu, 23 Jul 2026 10:48:42 +0800

今天，我陪同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小朋友，来到山东银丰金正司法鉴定中心，办理伤残等级司法鉴定。

此案，我们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明确伤残等级——而这，将直接决定后续赔偿数额的计算。

一、为什么说鉴定结论是赔偿的“定价器”？

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伤残等级鉴定意见是最核心的证据之一。伤残等级一旦确定，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系列赔偿项目才有了计算依据。可以说，鉴定结论直接决定了赔偿数额的“天花板” 。

二、伤残鉴定有没有“宽”和“严”的区别？

在前往鉴定中心的路上，有其他咨询者问我：经常接触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对鉴定机构比较熟悉，哪家机构严一些，哪家机构宽松一些？

实际上，并没有“宽”和“严”这个说法。伤残鉴定有全国统一适用的鉴定标准——《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2017年1月1日起施行）。该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必须统一适用该标准。

标准将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划分为10个等级，从一级（人体致残率100%）到十级（人体致残率10%），每级致残率相差10%。所有的鉴定结论都有据可查、有章可循。

举个例子：肋骨骨折6根以上，或者肋骨部分缺失2根以上；肋骨骨折4根以上并后遗2处畸形愈合——根据标准第5.10.3.7条，可以构成十级伤残。这是明确的客观标准，不存在“宽松”或“严格”的弹性空间。

但也要承认，有些情形确实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空间。比如关节损伤，需要考虑恢复程度和恢复能力的问题——这就涉及活动度的实际测量。根据标准第5.10.6.11条，四肢任一大关节（踝关节除外）功能丧失25%以上，可以构成十级伤残。这种测量活动多多少少受到测量环境和测量手法的影响，有一定的技术操作空间。因此，选择一家专业、规范的鉴定机构尤为重要。

三、如何选择一家权威可靠的司法鉴定机构？

第一步：查看官方名册。

山东省司法厅每年都会发布《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山东省）》。2025年5月7日，山东省司法厅已更新并公告了2025年度的名册。只有被编入该名册的机构，才具备合法的司法鉴定资质。

第二步：关注机构的标准化评级和诚信等级。

2025年，山东省司法厅、省司法鉴定协会组织开展了《山东省司法鉴定服务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暨司法鉴定服务标准化建设“回头看”活动。经对多家省级司法鉴定服务标准化机构进行复核评估，共有75家司法鉴定机构符合标准要求，被继续保留“省级司法鉴定服务标准化机构”称号。

此外，2025年度山东省有84家司法鉴定机构诚信等级被评为A级，山东银丰金正司法鉴定中心就是其中之一。,选择诚信等级高的机构，鉴定结论的公信力更有保障。

第三步：确认业务范围是否涵盖所需鉴定项目。

以山东银丰金正司法鉴定中心为例，该中心于2002年11月28日经山东省司法厅核准成立，2021年由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与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合并组建而成。其业务范围涵盖法医临床鉴定（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人体残疾等级鉴定、赔偿相关鉴定、与人体损伤相关的其他法医临床鉴定、医疗损害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病理鉴定等。该中心法医物证实验室于2014年3月通过国家级实验室认证。

第四步：了解收费标准。

山东省的司法鉴定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司法鉴定收费管理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920号），一般法医类、物证类及声像资料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鉴定机构应与委托人签订收费协议，明确收费项目、标准、金额等内容。对于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鉴定事项，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该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四、今天的鉴定现场

今天在鉴定中心，鉴定医师现场仔细测量了孩子烫伤愈合后遗留的瘢痕范围、色素异常区域，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拍照。对于烧伤类案件，瘢痕面积、部位、是否影响关节功能、是否影响容貌，都是评残的核心考量因素。

鉴定标准很明确：皮肤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4%以上即可能构成十级伤残；达10%以上可能构成九级伤残（标准中涉及面部瘢痕致残程度需测量长度或者面积的数值时，0～6 周岁者按标准规定值50%计，7～14 周岁者按80%计）。面部遗留色素异常达到一定面积，也可能单独构成伤残。而这些，都需要专业鉴定人员现场实测，而非凭病历文字描述就能判断。

五、给遭遇人身损害当事人的几点提醒

第一，不要着急私下草草和解。很多损伤的后遗症需要时间才能显现，在治疗尚未终结、伤情尚未稳定时匆忙和解，很可能低估了实际损失。

第二，治疗终结后及时启动司法鉴定。鉴定时机过早或过晚都可能影响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一般而言，应在原发性损伤及其与之确有关联的并发症治疗终结或者临床治疗效果稳定后进行鉴定。

第三，选择有资质、评级高的鉴定机构。一份程序规范、客观严谨的鉴定报告，是法庭上主张赔偿最核心的证据。选择正规在册的机构，才能保证鉴定结论能被法院采信，最大限度地维护伤者合法权益。

第四，维权每一步的程序规范，最终都会体现在案件结果当中。

附：查询指引

山东省司法厅官方网站：sft.shandong.gov.cn

可查询《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山东省）》（2025年度）

可查询《山东省司法鉴定政府指导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债权转让打官司，需要了解的几个点

Fri, 17 Jul 2026 19:00:12 +0800

做律师这些年，经手的案件里经常会碰到债权转让。民间借贷里常见，买卖合同里有，就连一些复杂的商事纠纷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说白了，债权转让就是原债权人A把对债务人B的债权“转手”给了C，然后C取代A去跟B要钱。A退出，C上场，就这么简单。

那A为什么要转让呢？原因五花八门——

有的A不想自己出面打官司，想找个“替身”去起诉；有的A欠C的钱，干脆拿对B的债权抵债；还有的C低价把A的债权买过来，自己去追债赚钱。

不管哪种情况，一旦涉及诉讼，问题就来了。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碰到过的案子，聊聊债权转让诉讼中那些容易翻车的点。

一、案由千万别搞错

很多人一看到债权转让的案子，立案时顺手就填“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这个坑我见过不少人掉进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说得清楚：如果打官司是因为债权转让合同本身出了问题——比如A和C之间因转让协议闹矛盾——那案由才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但如果你受让债权之后，去起诉债务人B要求还钱，那案由得跟着原来的基础关系走。原债权是民间借贷，案由就是民间借贷纠纷；原债权是买卖货款，就是买卖合同纠纷。

案由填错了，轻则退回重填耽误时间，重则影响管辖法院的确定。这个细节，立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二、法院审什么？真实性和合法性是两道硬杠

债权转让案件，法院审查的核心就两个词：真实性和合法性。

真实性，就是看这个转让是不是真事儿，是不是A和C都心甘情愿签的字。合法性，就是看转让行为本身有没有违法——比如有的债权天生就不能转让（像那种跟特定人身绑在一起的），或者转让后违反公序良俗。

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案例，某个法律服务公司花了一点点钱受让了别人十几万的债权，然后去起诉。法院直接把案子驳回了，理由是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缺乏真实性。说白了，法院认为这家公司就是借“债权转让”的名义变相代理诉讼，根本不是真正的债权买卖。

这个案子给很多人提了个醒：别以为签了转让协议就万事大吉，法院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三、没付钱就不算数？这个说法不准确

有些法官在审查时会盯着“有没有付转让款”不放，搞得好像不付钱转让就无效似的。

其实《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并没有要求债权转让必须支付对价。债权转让合同具有无因性，不以支付对价为生效要件。上海金融法院也明确说过：“转让对价合理与否、是否支付均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

但为什么实践中法官特别关注这个？因为对价往往是判断转让真实性的一个重要线索。你一分钱没花就受让了几十万的债权，法院自然会多想：这到底是不是真转让？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所以我的建议是：没付钱可以，但你得能给法院一个合理解释。比如A欠C的钱，拿债权抵债，这种解释就说得通。只要能证明转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对价也不影响效力。

四、打官司必备的三件套

想通过诉讼行使受让的债权，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

第一，债权转让协议书。这是最基础的，白纸黑字写清楚谁转给谁、转了多少钱、什么时候转的。

第二，原债权存在的证据。光有转让协议没用，你还得证明A对B确实有这笔债权——借条、合同、转账记录，这些都得备好。

第三，其他辅助证据。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有时候很管用，比如转让款的支付凭证、通知债务人的记录等等。

五、没提前通知债务人也能起诉？能！

这事儿我亲身经历过。

前段时间在某地法院立一个债权转让的案子，立案庭直接给我退回来了，理由是“上传债权转让通知到债务人的相关证据”。

我立马写了一份说明，附上法律依据重新提交，很快就审核通过了。

法律依据是什么？《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规定，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注意，法律没有限定通知的形式。

最关键的是2023年12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让与人未通知债务人，受让人直接起诉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债权转让事实的，应当认定债权转让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说白了，直接起诉本身就是一种通知方式。起诉状副本送到债务人手里那一刻，转让就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了。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也支持这一点：在可以确认债权转让真实性的前提下，受让人通过直接起诉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可以认定为通知债权转让的一种方式。

所以下次立案被退回，别慌，把这条司法解释拿出来，立案庭一般都会放行。

六、总结一下

债权转让诉讼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处处是坑。案由别搞错、真实性和合法性要过关、对价问题要有合理解释、证据要备齐、通知方式要灵活运用——这些点把握好了，案子才能顺顺当当往下走。

说到底，法院审查债权转让案件，形式要件是门槛，真实意思才是核心。只要转让是真实的、合法的，该是你的权利，跑不了。

温馨提示：以上内容为个人实务经验分享，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结合实际情况咨询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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